01问题的提出

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权利人往往通过授权方式将维权权利转让给第三方公司，由其代为提起诉讼。然而，若被授权方仅获得诉讼维权的权利，而未实际取得著作权的实体权利，其是否具备适格的原告资格？本文结合典型案例（2021）粤73民终3270号及《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分析司法实践对“维权权利单独转让”的效力认定，并探讨此类授权的法律风险及实务建议。

02典型案例

(2021)粤73民终3270号案件，长沙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公司”）与广州某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是典型的仅授权维权权利的案例。

经法院审理认为：长沙公司虽与著作权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许可使用协议》，但其明确表示授权目的仅为“帮助作者维权诉讼，并就侵权索赔进行利益分成”，并未实际使用作品或支付许可费用。最终法院最终认定长沙公司未取得实体权利，仅受让了程序性诉权，故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03法律分析与司法实践趋势

（一）法律分析

1.程序权利脱离实体权利单独转让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起诉必须符合“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条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及意味着著作权维权诉权必须依附于实体权利（如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等），不得单独转让，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适格原告应当是著作权人或者依法取得著作权相关权利的主体。

案例中，长沙公司虽与著作权人签订了独占性许可协议，但其真实意图并非实际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通过诉讼维权获利。因此，该授权行为实质上是将“诉讼权利”单独转让，而并未真正转移著作权的实体权利。，故此长沙公司未获得实体权利，仅受让程序性诉权，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2.著作权立法目的的限制

根据《著作权法》第24条的规定，许可使用的核心在于“使用”，而非单纯维权，宗旨在于鼓励创作和促进作品的合法传播，而非单纯支持维权诉讼。若允许商业公司仅以维权为目的获取授权，可能导致“批量诉讼”现象泛滥，使司法资源过度消耗于商业性维权，而非真正的著作权保护。 如此弊端突出，过分强调商业利益则会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也必将偏离《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二）司法实践趋势

虽然前些年各地法院针对这种情况存在不同的判决，但近年来，司法实践对“仅授权维权权利”的原告资格问题逐渐形成统一观点：维权诉权不能单独转让，必须依附于实体权利。

04权利人的救济途径

尽管仅授权维权权利的原告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被驳回起诉，但对于真正的著作权人而言，其包括诉权在内的其他权利并未因此受到任何限制和影响，仍可以通过如下方式维权：

1.自行起诉：著作权人自行进行维权诉讼；

2.实体性授权：将实体性权利与维权程序性权利一并实质授予的主体进行诉讼维权。

05结语

著作权维权授权的合法性边界，取决于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不可分性。司法实践通过否定“仅授权维权权利”的原告资格，维护了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与诉讼制度的严肃性。

知识产权保护本着“真创新”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严保护”的精神，只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著作权人或者所授权主体采取的维权方式都应当得到司法的认可，也鼓励广大权利人，积极拿起法律的武器，打击“盗版”。

作者：罗秀梅律师，京师全国年度优秀律师，两江新区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京师（重庆）法律顾问及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十多年来专注企业法律服务，拥有多年大型集团企业法务负责人经历，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和知识产权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较强的“法商思维”能力，善于站在老板立场分析解决问题。曾发表《著作权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侵害著作权案件的抗辩事由》《专利侵权案件中合法来源抗辩思路》等多篇专业文章。

执业领域：企业法律顾问、知识产权

作者：张兴卫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执业于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拥有多年大型集团企业法律事务经验。对知识产权检索、申请等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参与多起知识产权诉讼，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商标无效、复审、侵权纠纷等知识产权案件有丰富的办理经验。曾发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比对探讨》《“商标异议”应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知识产权之专利权评价报告》《当娱乐遇上法律：观影录屏构成侵权否？》等多篇专业文章。

执业领域：企业法律顾问、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