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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文章丨《建工解释二》下实际施工人代位权救济路径的司法适用 更新日期: 2026-11-19 浏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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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补充路径”到“主通道”的角色转向

(一)从政策性突破到体系化回归

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规则,是我国建工司法领域极具本土特色的制度创造。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首次创设该规则时,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工程款穿透保护间接保障农民工工资,本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性安排。此时代位权尚未进入建工司法解释的视野,下游主体向发包人追索的主流路径是直诉规则。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 号,已被2020年《建工解释一》废止)对实际施工人规则与代位权规则进行了细化,但整体仍维持直诉为主的格局。2020年《建工解释一》整合既往规则后,形成了“直诉为主、代位为辅”的双轨格局:第四十三条保留实际施工人直诉发包人规则,第四十四条增设代位权路径。此时代位权明显处于补充地位——绝大多数案件中,当事人会优先选择门槛更低、救济更直接的直诉路径,代位权的适用频率和制度价值都相对有限。.

2020年《民法典》施行后,代位权制度本身也完成了体系化升级:第五百三十五条将代位权客体从“到期债权”扩张至“债权以及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第五百三十七条在“直接受偿规则” 的基础上,增设了保全、执行、破产情形下的入库例外,兼顾了债权保全功能与债权平等原则。这一立法更新为建工领域代位权的适用提供了更完整的规范基础。

2026年《建工解释二》完成了根本性转向:第六条明确关闭转包、违法分包场景下的直诉通道,第七条则将代位权主体从原有的转包、违法分包主体扩容至借用资质主体。这一增一减之间,代位权的制度角色发生了质变:对于转包、违法分包场景而言,它不再是直诉规则之外的备选项,而成为下游施工主体跨越合同链条向发包人追索工程款的唯一法定主通道。这种角色转换并非简单的路径替换,而是对代位权制度容量的全面考验——当大量原本通过直诉规则解决的纠纷涌入代位权通道,一般代位权规则能否承载建工纠纷的复杂性,就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二)立法转向的三重动因

本次规则调整是法理、现实与制度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法理层面的体系回归。合同相对性是合同法的基础性原则,旧直诉规则虽有现实必要性,但始终缺乏坚实的法理支撑,长期作为特殊政策存在。随着建筑市场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将工程款救济拉回民法一般规则框架,已是必然趋势。

其二,现实层面的乱象治理。旧规则在实践中衍生出滥诉频发、责任边界模糊、逆向激励等问题——甚至出现合法分包主体主动追求合同无效,以获取“实际施工人”身份和更优救济的反常现象。废止直诉规则,正是对这些乱象的制度回应。

其三,制度层面的配套成熟。2020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总承包代发、工资保证金等制度逐步落地,农民工工资有了独立的行政保障体系,不再需要依附于工程款的穿透保护。这就为废止工程款直诉规则消除了民生层面的顾虑。

(三)新旧救济路径的核心差异

旧直诉规则与新代位权路径,虽然都能实现下游主体向发包人追索的效果,但在制度逻辑上存在本质区别,直接决定了救济强度的差异:

第一,请求权基础不同。前者是基于农民工保护的特殊司法政策,后者是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债的保全制度。

第二,审查逻辑不同。旧规则下法院依职权查明发包人欠付金额,原告只需证明基础施工事实;代位权诉讼则要求原告就全部成立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原则上不主动介入事实查明。

第三,程序门槛不同。旧规则下欠付金额可通过司法鉴定在诉讼中查明;代位权诉讼则对债权到期性有更严格的立案审查要求。

第四,受偿效果不同。旧规则下发包人在欠付范围内直接向实际施工人支付,事实上具有优先于债务人其他债权人的效果;代位权诉讼虽判决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但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当债务人涉及保全、执行或破产时,仍需遵循债权平等原则,原告并不当然享有优先地位。

二、建工代位权的要件框架与体系定位

(一)建工代位权的特殊性:特殊类型而非规则例外

通说意义上的代位权,适用于合法有效的两层债权债务关系,客体多为普通金钱债权。而建工场景下的代位权,在债权基础、客体属性、交易结构三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特殊性。

第一,债权基础的特殊性:无效合同下的折价补偿请求权。转包、违法分包合同本身均属无效,下游主体享有的并非有效合同项下的工程款债权,而是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折价补偿请求权。一般代位权要求主债权合法有效,而建工代位权的主债权恰恰建立在合同无效的基础之上,只是因质量合格而产生折价补偿的法定债权。

第二,客体属性的特殊性:物化劳动的对价。建工价款债权对应的是已经物化为建筑物的人工、材料与机械投入,并非普通的金钱往来。这一属性决定了建工价款债权与一般金钱债权在“专属性” 判断上存在差异。(2020)最高法民再231号判决明确指出:“不能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中可能包含建筑工人工资,就得出其属于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结论。”其核心逻辑在于,工程款中的工人工资是债务人需对外支付的成本,并非债务人本人的劳动报酬,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同时,这一属性也使得工程款债权往往与优先受偿权等从权利深度绑定。

第三,交易结构的特殊性:多层嵌套的长链条。一般代位权预设“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的两层结构,而建工领域普遍存在“发包人—总承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实际施工人 的多层链条,中间可能经过两三层甚至更多转手。每一层转手都伴随着信息衰减与责任稀释,使得代位权的事实查明与举证难度远超一般场景。

(二)四要件的类型化适用

结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解释》)与《建工解释二》第七条,建工代位权仍遵循四要件的基本框架。

其一,主债权合法且到期。此处的“合法”并非指合同有效,而是指折价补偿请求权的成立具有法律依据;只要工程质量合格,主债权的合法性即不受合同无效的影响。债权到期不以正式结算为唯一标准,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届满、工程交付使用等均可认定到期。

其二,次债权合法且到期。即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对发包人享有合法的工程款债权且已届清偿期。此处最关键的命题是“次债权到期”与“次债权确定”应当二分。(2020)最高法民再231号判决明确指出:“次债权是否确定原则上不应成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而应是在代位权诉讼中予以解决的问题。”这一规则对建工代位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工领域结算周期长、争议多,若将金额确定作为起诉前提,发包人完全可以通过拖延审计、拒绝结算来阻断代位权,最终削弱第七条的主通道功能。

同时必须注意该规则的适用边界:若债权人主张的债权金额与次债权体量差距悬殊,存在以小额债权撬动巨额未结算债权的情形,法院仍可对代位权行使进行必要限制,防止不当干涉他人合同关系。

其三,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依据《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十三条,债务人未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主张到期债权及从权利,致使债权人到期债权无法实现的,即可认定怠于行使。单纯的发函、对账、协商均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积极行权。司法实践中进一步细化:债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后无正当理由撤诉、拒不到庭、消极举证导致败诉的,仍可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其四,怠于行权影响债权实现。即债务人怠于追索上游款项,与下游主体债权无法获偿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合同编通则解释》,债务人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一般可以认定影响债权人到期债权实现;债务人主张自身有清偿能力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据。

(三)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与程序构造

建工代位权的行使范围受双重限制:既不能超过债权人自身到期债权,也不能超过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数额。争议最大的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否随主债权一并代位。

《民法典》第535条将代位权客体扩张为“债务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立法目的在于完整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允许利息、违约金、担保权利等依附于主债权的财产性权利随主债权一并代位行使。该条文文义上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代位保持开放,但不能仅凭该字面表述直接得出优先受偿权当然可以代位的结论。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特别规制,权利行使具有严格的主体限定,需要结合“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除外”这一但书进行综合评价,属于现行法下的制度留白,故应当采取情形化审查模式,区分不同场景判断可否代位,而非一刀切肯定或者否定。

诉讼构造上,原告为下游施工主体,被告为发包人,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列为第三人。案由应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这一案由归类仅为表层,管辖、仲裁协议等程序问题的判断,仍需穿透审查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

三、“主通道”定位下的规则适配障碍

(一)次债权确定性门槛的错位适用

次债权到期与次债权确定本属两个不同概念,但实践中不少法院将二者混同,以“次债权金额未结算、不确定”为由驳回代位权诉请,直接抬高了起诉门槛。

其一,审计拖延成为天然阻断事由。政府投资项目中,发包人常以等待审计为由长期不结算,若法院以“债权未确定”为由不受理代位权,就等于赋予发包人通过拖延审计规避债务的制度空间。

其二,司法鉴定的启动标准不一。部分法院要求原告在立案阶段就证明次债权的大致金额,否则不予受理;而下游主体根本不掌握上游结算资料,无法完成这一举证。这就形成了“越需要代位权救济的场景,越无法启动代位权”的悖论。

其三,“小额撬动大额”的边界模糊。虽然理论与判例均认可应对此进行限制,但具体的判断标准、比例阈值均不明确,导致同类案件处理结果差异较大。

(二)“怠于行权”认定标准的机械化

现行规则以“未提起诉讼或仲裁”作为怠于行权的核心判断标准,在建工场景下容易偏离实质公平。

其一,正常结算磋商可能被认定为怠于行权。建设工程结算是复杂的专业过程,双方就工程量、计价标准、索赔事项反复核对属于行业常态。若只要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就一律视为怠于行权,实际上过度加重了债务人的行权义务,也不符合工程结算的客观规律。

其二,客观不能行权的例外缺失。若次债权已因另案被司法查封、冻结,债务人客观上无法主张并实际受偿,其主观上并无懈怠,但严格适用规则仍会被认定怠于行权,逻辑上难以自洽。

(三)“背靠背”条款的效力评价分歧

建工市场普遍存在“承包人收到发包人付款后,再向分包人支付”的背靠背条款。实践中对其在代位权诉讼中的效力评价分歧巨大,是最突出的实务争议点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背靠背条款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次债权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代位权不能成立;另一种观点认为,背靠背条款仅具有内部约束力,不能对抗下游债权人的法定代位权。

(2020)最高法民再231号判决采取了分层评价的思路:对发包人而言,工程已交付、付款条件已成就,不得以其与承包人的内部约定对抗实际施工人;但对承包人而言,若其已积极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存在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情形,则背靠背条款对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仍具约束力,不能直接拟制债权到期。遗憾的是,这一分层裁判思路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有些法院仍采取“一刀切” 的处理方式,要么完全否定背靠背条款的效力,要么以付款条件未成就为由直接驳回代位权诉请。

(四)程序规则的适用冲突

程序层面的多重冲突,进一步削弱了代位权作为主通道的救济效率。

第一,管辖规则不统一。《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代位权诉讼由被告住所地管辖,但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建工代位权究竟适用被告住所地一般管辖,还是工程所在地专属管辖,各地裁判口径不一。有法院以案由为 “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为由适用被告住所地管辖,也有法院认为诉讼标的本质是建设工程价款,应适用专属管辖。管辖争议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也导致同类案件受理标准差异巨大。

第二,仲裁协议的程序阻隔。《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十六条确立了“仲裁协议不排除法院主管,但可中止诉讼”的基本规则。在建工场景下,这一规则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发包人可能与总包约定仲裁条款,在代位权诉讼临近开庭时突击申请仲裁,利用中止程序拖延诉讼周期。而法院对“是否应当中止”的裁量标准并不统一,部分法院只要有仲裁申请就一律中止,导致代位权诉讼久拖不决。

第三,多数债权人代位的程序规则缺失。当多个下游主体同时对同一笔次债权提起代位权诉讼时,是否合并审理、如何分配清偿顺位,实践中缺乏明确指引。

(五)信息不对称下的举证责任失衡

代位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原告承担,但建工多层交易结构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一分配规则在实践中显失公平。下游施工主体完全处于信息劣势:次债权的结算进度、付款金额、争议事项等核心信息,全部掌握在发包人和总包手中。要求原告举证证明 “次债权到期”“债务人怠于行权”“债务人无清偿能力”,本质是让一方证明自己无法知晓的事实。尤其是“影响债权实现” 这一要件,原告需证明债务人缺乏清偿能力,但债务人的财务、资产信息均属内部信息,下游主体很难充分举证。举证责任的形式公平,掩盖了实质的信息不对称。

(六)权利保护范围的局限性

核心争议是优先受偿权能否代位。肯定说认为优先受偿权是工程款债权的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并代位;否定说认为优先受偿权具有主体特定性,只能由与发包人订立合同的承包人行使。由于缺乏统一规则,同类案件裁判结果差异极大:支持代位的案件中,原告可就工程折价拍卖款优先受偿;不支持的案件中,原告只能作为普通债权人参与分配,在发包人资不抵债时受偿率极低。这直接导致代位权的实际救济效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此外,停窝工损失、索赔款项能否代位,实践中也认识不一。若总包对发包人的债权中包含大量索赔金额,下游主体能否代位主张该部分,并无明确裁判尺度。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明确:代位权判决直接向债权人履行,但次债权被保全、执行、债务人破产时要按照相应法律处理。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很多是空壳企业,即便代位权胜诉,如果有其他债权人参与分配,代位权人不具备优先地位,实体胜诉不等于全额拿到工程款。

四、成因剖析:一般规则与特殊场景的结构性错位

(一)功能定位错位:债的保全≠工程款清收主通道

代位权制度的核心功能是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防止债务人怠于行权导致财产不当减损。它是补充性、防御性的制度,设计初衷并不是让债权人直接向次债务人追索以实现自身债权,更不是为了穿透多层合同关系。

而在建工场景下,代位权被赋予了工程款清收主通道的功能——下游主体需要通过它直接向发包人追索款项,实现自身债权的清偿。用一个保全工具去承担追索工具的功能,天然就存在功能上的落差。这也就决定了,无论怎样细化适用规则,代位权都不可能达到旧直诉规则那样的救济强度。

(二)预设场景错位:两层关系原型≠多层嵌套现实

传统代位权规则建立在“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两层清晰法律关系的假设之上,各方权利义务明确,信息相对对称。而建设工程领域的普遍形态是多层转包、违法分包形成的长链条交易,每经过一层转手,信息就衰减一次。

末端施工方既不了解总包与发包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也不掌握结算进度、付款金额、争议事项等核心信息。代位权的举证规则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假设之上,没有过多考虑多层嵌套下的信息差问题。

(三)规则供给错位:主体扩容完成≠特殊适配到位

《建工解释二》第七条最核心的变化,是把借用资质主体纳入了代位权行权范围。但除此之外,司法解释并未针对建设工程领域的特殊性,对代位权的实体与程序规则作出任何适配性细化。次债权未结算能否起诉、诉讼中能否申请造价鉴定、管辖如何确定、优先受偿权能否代位、多数债权人如何分配…… 这些实务中最核心的问题,全部依赖一般代位权规则和个案裁量。司法解释只完成了 “谁可以行使”的主体扩容,却没有回答“如何行使、如何审理” 的规则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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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社会职务

农工党员、三级律师

郑州、开封、洛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农工党河南省社会与法治委员会秘书长

郑州市律协金融保险委员会、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首批专家审核委员会委员

中原数据交易中心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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